范文指导
写作无忧

世界古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世界历史论文

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穆斯林在谋求基本生存条件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过程中为有效地协调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价值,满足心灵寄托,便以《古兰经》、“圣训”为思想准绳形成牢固的关于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从业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的规范性要求,总结出闪烁着伊斯兰思想光辉的道德风范和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在日久年深的社会实践中日臻完善,自成体系,成为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重要精神支柱,对提高穆斯林精神修养、道德素质,改善穆斯林地区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穆斯林把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温馨和睦的家庭关系,以及以积极的态度合理的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等,视为真主赋予人类社会的神圣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人必须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和信仰的诚意去身体力行加以实践,而这其中无一不蕴涵着伊斯兰纤而美好的道德伦理因素。不难想象,脱离这种道德约束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安宁,人际关系和谐和健康等带来极大的破坏,而且也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相违背。

伊斯兰伦理道德观的确立,源于经训原则,并与人们的宗教信仰、物质和精神生活等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中阿文化的交流融合,使伊斯兰伦理道德的适应和影响范围,从伊斯兰世界向东方社会乃至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扩展和延伸,发展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们所普遍遵循的社会公德,如在中国,伊斯兰教倡导的勤政廉洁、秉公办事、尊师重友、尊老爱幼、扶若济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道德行为,不光在穆斯林民族中得到推崇,同时,也是穆斯林民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所接受和遵从的,成为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崇尚和洛守的美德就行,成为衡量一个优秀民族健康心理素质和美好精神情操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是伊斯兰教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人民的事业前赴后继,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建功立业,是穆斯林优秀品质的精髓。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严峻时刻,穆斯林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为国效命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这种壮举正是他们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正确人生观的最好体现。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穆斯林伦理道德修养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伊斯兰精神的显著特点旧对现实生活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并且认为营造今世是为了后世,这样这能够使穆斯林站在神圣信仰和遵从主命的高度去认识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应有的义务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有一位宗教思想家曾写下这样的铭言:“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他要求人们的作为必须具有明显的,公众的社会目的及相应的效益,凡做事应名实相符,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在 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想到对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持。这一思想明显的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人世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它对于国家建设与富强,民族进步与振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于国计民生与人民利益的大事,伊斯兰教总是从各方面动员和鼓励人们予以关注并热情的参与,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主动地投身其中,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型,西部大开发等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我国穆斯林是非常欢迎的,更何况这些重大战略决策和举措是与穆斯林自身的利益和长远发展息息相关的,参与了它,也就是办了有利于自己琢子孙后代的大事。

伊斯兰伦理道德体系,不是短期内的应景产物,也不是只在某些特殊地域适用的生活制度,而是一种世界性的行为规范准则,它经历了上千年的考验和人类实践的反复检验,长期不衰、历久而弥坚,在伊斯兰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影响和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及生活方式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对于某一穆斯林群体或穆斯林个人而言,良好的道德意识的形成,伦理观念的增强,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从抓抓坠地到进人坟墓都需要不间断,不停息地去学习、去汲取伊斯兰思想文化的精华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才能跳上有伦理道德意义的人生道路,才会有提高精神修养水平的自觉行动。不论个人或民族,文化积淀愈深通能自觉的去下理性参悟功夫,也就愈会形成较高水准的道德品质。同一信仰的不同个人之间对伦理道德内容和意义的理解及其实践上,不一定完全相同,对事物价值的衡量和判断,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主要缘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涵养水平、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同所致。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合元气;友良友、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所以加强学习提高教育水平,坚持守正、自洁,修行养性是养成良好的伦理道德素质的前提,而良好的道德伦理行为则应是教育与学习长期熏陶的结果。早在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穆罕默德就很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有两段著名圣训“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应当去寻求。”先知穆罕默德又说:“谁踏上求学的大道,真主已经使谁走上直达乐园的途。”这是他对求知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成功,就在于他用伊斯兰文明的力量凝聚了人心,改变了四分五裂的部落割据状况,形成一个统一的穆斯林整体世界,这也可以说是伊斯兰伦理道德之光启迪阿拉伯民族的心灵取得的重大胜利。伊斯兰教在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其他各地的传播中,同样没有忽视和放松对信仰者在伦理道德方面耐心地教化,因而才有了不受疆域之限水陆之隔的空前发展,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仍保持着日盛一日的强劲势头。伊斯兰教传到那里,便把作为宗教基石的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原则带到那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意识、精神面貌和为人处事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使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伊斯兰伦理道德中融有的理性成份,从一个侧面反映、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功能,因为真正的宗教是崇尚理性,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用教理教义去擦亮人们的心灵之窗,使他们对美好和善良的东西有深刻的感受,从而启迪他们不断追求上进,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人生理想。而以散布和贩卖低下灰色的精神垃圾为能事的所谓“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是邪教,其歪理邪说只能扼杀理性,给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造成痛苦甚至灾难。所以我们宣扬正确的宗教伦理道德,也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去识别和抵制错误的、虚假的,是宗教学者们的一项严肃而光荣的工作任务,也是宗教伦理道德建设中的大事。

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势必使原来传统道德和行为规范中某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受到冲击。而一些新的道德标准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给已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使社会生活,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建立在更富有活力,更符合宗教教义和时代特点的良性、有序的健康运行轨道;同时,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人当中也会出现伦理道德失衡,甚至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等现象,严重危害社会安宁,干扰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公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而健全的法制环境,则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能够营造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既要重视广泛的伦理道德的宣传教育,又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运用各种手段,多种方法,不同形式,全面提高人们的思想觉司和法制观念。伊斯兰伦理道德教育要在这场浩大的社会文明建设工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积极用道德的感召力量来唤醒人们的良知,使他们从思想深处产生震憾和道德约束力,使人们以美好的心灵,文明规范的举止净化社人环境,以积极主动的敬业精神建设我们生存的家园。

宗教道德规范还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既重视行为的动机,又强调行为的效果。教义指出:抱着爱心和奉献精神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成全别人就是一种好的动机,就是一种施舍,就会得到好的效果。若无动机,则无效果可言;效果是动机的兑现和转化,若动机不纯,其效果有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高尚和精神情操和诚实的敬业精神。既要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又要为社会履行义务,为大众谋求幸福。既享用通过劳动创造的成果,也反对挥霍浪费,暴殓天物。伊斯兰教认为奢侈浪费是一种罪过,信仰不仅是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既具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又重视爱意识支配而产生实际行动。如果只有信仰而无实践活动,则信仰的诚意得不到体现,其信仰也只能是空泛肤浅的,没有什么意义。也无社会价值。

真主明确的启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9:119—)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们坚持诚实的美德。因为诚实会引导你们走向正义”。中国穆斯林先哲曾用“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来高度概括这一美德,它的核心内容是“忠厚”与“和平”,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对道德修养起码的要求,一个人只要作到“忠厚”、“和平”这两点,他就是一个实践了圣人晓谕的诚实的穆斯林,一个在行为上为人们树立了榜样的人。

《古兰经》、“圣训”中大力宣扬追求和平、安宁、倡导仁慈、博爱的宗教伦理观,体现在人们的行动L就是诚实、忠厚与和平。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人们本着诚实、忠厚与和平的精神态度去化解矛盾,平息纷争,诚恳待人,达到团结一致和谐生活的目的,宗教还提倡人们在顺境中不应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在逆境中不要畏缩仿惶,悲观失望,凡是意志坚定目光远大,有所追求的人即便在工作中遇到了失败和挫折,也不应降低伦理道德要求的标准,因为在伊斯兰伦理道德内涵中,大量存在着对人在遭逢困境时劝勉和鼓舞的成份,对有信仰的人来说,降低或抛弃伦理道德要求标准,就会导致失去前进和探索的勇气,失去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实际也是信念发生动摇的脆弱心理的反映。古人云:“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从失败的挫折中孕育出来的,这中间信念的推动作用处处有所显示。事业成功的硕果,是对耕耘者最好的报偿。

综上所述,在伊斯兰伦理道德方面有着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人类进步,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我们应很好的加以提倡和弘扬,为西部大开发,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类文明的发扬光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世界古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

  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

  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

  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百家争鸣的背景

  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

  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

  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

  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

  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

  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

  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P27-29: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

  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

  ?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

  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

  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

  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

  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

  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

  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

  世主”。

  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

  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

  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

  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

  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

  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

  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

  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

  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

  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

  页三一至三二:

  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

  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

  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

  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

  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

  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

  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

  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

  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

  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

  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

  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

  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

  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

  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

  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

  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

  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

  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

  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

  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

  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

  ,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

  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

  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

  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

  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

  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

  。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

  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

  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

  、张“异端”“邪说”之流亚。

  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

  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

  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

  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

  儒家孔丘

  道家李耳

  墨家墨翟

  法家李悝

  名家惠施

  兵家孙膑

  阴阳家邹衍

  纵横家苏秦

  杂家吕不韦

  农家许行

  小说家屈原

  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

  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

  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

  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

  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

  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

  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

  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

  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

  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

  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

  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世界古代史,写议论文

 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看《世界古代史》,看完之后深有感触,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这段历史让我知道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

  看了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我所知道的知识基础上增强了新的知识。

  看了这本书,我看到了战争的灾难,我真渴望和平。但是,再仔细想一想,没有战争,没有统一,哪来的和平?

  这些历史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使我目不暇接,这本书实在深奥,不但增进了知识,又能让人明白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不是看这本书,是概括世界古代史

世界历史与文化论文

供参考: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各自不同,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

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1.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2、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3、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4、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5、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6、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

二、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

第一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

第二、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

第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1500字的论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1919年,《凡尔赛合约》签订,中国人作为战胜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忽略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民愤怒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五四运动胜利了,清政府妥协了,合约上也终于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了。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学生为先锋的,工人为主力的五四运动便顺理成章的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永载史册!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GCD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建立新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到此结束。

【同学你好,如果问题已解决,记得右上角采纳哦~~~您的采纳是对我的肯定~谢谢哦】

转载请注明出处神马范文 » 世界古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相关推荐